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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中坤集团官网上的“中坤大事记”和“集团荣誉”的最近一次更新，也停留在了2013年12月。除了以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2017年“两会”，他偶尔公开露面的场合大多是形形色色的读书会、诗歌节和文学讨论会。
“全中国的诗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资助。一提我都说那家伙牛，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就是有钱，诗这么烂，靠他的钱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钱怎么办？”黄怒波曾高调宣称。
这位起点足够高、却被外界公认为“不务正业”的企业家，错过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十年，似乎已无力回天。
没有机会浪迹山野，黄怒波曾在西直门附近的中坤大厦16层用心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后花园”。
但如今，整栋中坤大厦早已被各种中小型企业“瓜分”，没有了中坤集团的踪迹。楼下仅有的一名安保人员告诉AI财经社，该写字楼流动性很大，他供职的的物业公司约有20多名工作人员，隶属于中坤旗下，办公室设在附近小区的地下一层。
和中坤大厦一样，位于北三环大钟寺的中坤国际广场，也曾是中坤集团最引以为豪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黄怒波的回忆中，这一项目光前期拆迁就花了两年时间，2003年的“非典”和北京奥运会导致工程被迫停工两年，2009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就这样，曾高调宣布2007年开始租赁的中坤广场，足足晚了4年才面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中坤广场的客流量远逊于3至4公里外的西直门和中关村，黄金地段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去年年初，在黄怒波的坚持下，中坤广场E座6至10楼被改为写字楼。AI财经社2019年2月18日探访发现，这5层写字楼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7元，20余家中小型企业的桌椅并没有填满狭小的办公空间，部分公司还在门外张贴出了转租信息。一墙之隔的E座商业区早已空无一人，墙皮剥落，晦暗的空间里仅有几盏应急照明灯。
中坤广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AI财经社，从去年年初开始，南粥北面、必胜客、肯德基、吉野家、金芭蕉泰国餐厅等底商在租约到期后陆续撤出，仅剩家乐福、新东方、海底捞和新华国际影城等寥寥数家。
“我们这样的人都有钱了”
回过头看，他曾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如果不是在1977年机缘巧合下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中文系，他的人生大约是另一番光景——也许在宁夏某个中学教书，也许去当兵、去打篮球，甚至可能在煤矿底下“被埋了，死了”。
1956年出生于甘肃兰州的黄怒波，是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3岁时父亲自杀，13岁时母亲在工地上煤气中毒去世，偷鸡摸狗、在街头打架和“低贱、肮脏、蝼蚁般生存”，是他很长一段时间来的人生主旋律。饥饿和愤怒是铭刻在他童年和少年时光中最深刻的痛苦，吸吮甘露般抢夺饭馆剩下的骨头嘬骨髓，在大车店里从马嘴里抢豆饼吃，饿得从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
16岁那年，这个原名黄玉平的少年一个人跑到黄河边上，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怒波。“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宣部，29岁当上处长，这个出身卑微、从小梦想去天安门的西北男人后来用“梦幻”这个词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觉得已经在天堂了”。
人心浮动，黄怒波的屁股也坐不住了。“下海”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让他坐在中南海的湖边反复思量，“心里七上八下”——这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运抉择”。吃过太多苦，他觉得自己连命都是“捡来的”，不甘心在体制内舒服安逸度过一生。
他一头闯进了商海，靠多年积攒的人脉、刻在骨子里的一腔孤勇和“狼性”，以及几分运气打拼，试图让自己“命有所值”。
1997年，黄怒波与中欧商学院同学李明合作开发了名为都市网景的楼盘，赚到了人生中第一个5000万元。同一年，他投资七八百万元在安徽宏村开发旅游地产，2000年宏村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期每年500万游客到访，门票收入上亿元。
“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这样的人都变成土豪，有钱了。”他说。
赚了钱，黄怒波多年来的节俭习惯并没有改变。
财富赋予他内心缺失已久的安全感，但“副作用”也很快显现。
在黄怒波的描述中，他偶然发现公司员工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一层办公楼的产权转到了这家公司名下，“几千万元被搞乱了账”。此事让他“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酒后“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赶出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人进京”。
2005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开始尝试登山，并于随后几年登上了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完成了“7+2大满贯”。一个人爬山，“该想的想几遍，该骂的骂几遍，无事可做时就写写诗”，他开始重新思考金钱的意义。
早在2010年前后，黄怒波就宣布要花至少一半时间“孤独地走”，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走遍全世界，做一个“现代的徐霞客”。
房地产生意让黄怒波财富激增，却也让他愈发惶恐。他觉得这个暴利行业把人变成了“企业动物”。在北京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黄怒波在房价井喷的前夜，正式撤离住宅地产，转型做旅游地产。
就这样，原本起点颇高的中坤集团孤独地守着几宗冷门生意，逐渐走了下坡路。
同一年，随着地方官员落马，他在云南普洱投资500亿元开发度假区的计划也没了下文。再加上此前在新疆五地开发的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南疆旅游项目僵持数年后仍未进入盈利轨道，黄怒波的资产日益缩水。
早在2014年，黄怒波就上了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了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的“老赖”。
2019年2月14日，中坤集团被判处在10日内偿还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7年9月21日的借款本息9304.8万元，并支付12万元的律师费用、4.45万元违约金和50.39万元案件受理费。截至目前，黄怒波旗下企业的失信信息数以百计。
“浴火重生，凤凰才能涅槃。”黄怒波声称。但屡被破产传闻困扰的中坤集团还有没有机会重新来过，还得画一个问号。
